启航泽东学院“周三下午茶”系列讲座第30期会议简报：
主讲：张黎平 教授
会议主持：朱 启
联席主持：曾 益
海报制作：梁旭光
简报与录音检查校改：朱明琳、温阳冬
会议地址：启航泽东21院微信群聊天室
时间：2026-5-27 14:00-16:00
会议发言：张黎平、刘培珍、和为贵、曾益、朱启等。
以下是张黎平教授的讲座文稿：
长篇小说《岁月之痕》创作体会
2026年1月，我耗时半年多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岁月之痕》，由中国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作品以葛家山村知青群体为核心叙事主体，全景式展现上世纪七十年代知青上山插队、扎根乡村，以及返城后跨越数十年的人生轨迹，生动刻画了一代知青在时代浪潮中的奋斗、挣扎、坚守与抉择。全书铺展了一幅横跨半个世纪的时代画卷，真实复刻了我们50后一代人的命运轨迹与人生底色。
本书共计27万字，300余页。为适配中老年读者的阅读习惯，特意采用大字号排版，在保证文本严谨性的同时，兼顾阅读舒适度与人文温度。下面，我结合创作历程，向大家分享本书的创作心得与思考。
一、创作初衷：以笔墨正本清源，以亲历回望时代真相
我本人是上世纪70年代前期的上山下乡知青，数年乡村插队的艰苦岁月，不仅极大磨砺了我的意志品格，更让我近距离亲历、亲眼目睹了基层百姓的生活艰辛与淳朴善良，从普通群众身上习得踏实肯干、坚韧包容的宝贵品质。这段独一无二的知青经历，深刻塑造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我一生立身行事的精神根基。
返城之后，我先后任职于县级企业、市直党政机关，主要工作经历在纪检监察机关，在县级领导岗位度过20个春秋。从业数十载，我始终恪尽职守、务实履职，各岗位工作均取得扎实成效。在县里工作期间，获评全县十大标兵、全省财贸系统先进个人；到市直单位后，数十次斩获省级以上表彰奖励；担任市物价局局长后，吕梁物价局获评全省唯一获国家人社部、发改委联合表彰的“先进单位”等。
更较为特殊的是，虽然自己的基础学历仅为高中，但始终坚持深耕理论研究领域。在职期间获评山西省反腐倡廉理论政策研究专家，入选中纪委、监察部专家库成员，曾三次受邀参加国家级专题座谈会。其中在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座谈时，我的发言获得现场唯一点名肯定。退休后，我依旧笔耕不辍，在全国主流理论平台发表多篇论文，受聘为北京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这种一路拼搏的履历，与插队岁月淬炼的坚韧意志及与基层群众缔结的深厚情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退休之后，有时间系统思考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深感知青岁月是自己人生的重要奠基。其实，早在80年代，自己就对部分“伤痕文学”刻意抹黑、片面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论调心存质疑。作为亲历者，我当时便不认同这类将知青岁月单一定义为“苦难蹉跎”的片面叙事，但受限于彼时的人生阅历与理论认知，始终无法系统、全面地阐明事实、正本清源。
后来，我加入了山西省知青文化创业研究会，得以结识全省各地及京津沪赴晋插队的知青群体。深度交流中我发现，绝大多数知青对当年的插队生涯满怀感念与眷恋，始终铭记乡村百姓的悉心帮扶与教诲，普遍认为那段艰苦岁月磨砺了意志、沉淀了心性，为后续人生奋斗筑牢了根基。这一真实的群体心声，彻底回击了“伤痕文学”构建的片面叙事倾向，让我清晰认识到：所谓上山下乡是“时代苦难”“蹉跎岁月”的片面定论，根本无法代表广大知青的真实认知。
依托研究会平台，我有幸结识了全国知名的知青问题研究专家、赴晋插队知青葛元仁老师。葛老师深耕知青历史研究多年，著述颇多、成果丰硕。通过葛老师的引荐，我进一步结识了全国众多知青领域资深研究者，也数次参与有关知青文化与历史研究论坛，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时代背景、历史逻辑、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形成了系统、深刻的认知，先后撰写多篇知青主题研究论文，在国内主流平台刊发。
2024年，受家乡柳林县政协委托，我牵头主编《柳林知青专辑（志）》。修史编志是一项尊重历史、关乎人心、关乎地方记忆的严谨工作，容不得半点偏差疏漏。但在编撰初期，我们的工作便遭遇重重阻力。一名凭借民主党派的特殊身份走向市政协副主席领导岗位的知青，在专题座谈会上沿用伤痕文学片面论调，全盘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价值；后续更是多次向县政协主要领导施压，劝阻终止编撰工作，声称存在“政治风险”。后在我的反复沟通，竭力争取下，最终坚定了县政协领导的信心，同意推进专辑编撰工作。
编撰过程中，我们面临一个核心疑问：相较于高层次知青群体，县域知青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其中近40%的知青有过下岗失业的坎坷经历。这群亲历基层风雨的知青，是否会受负面文学论调影响，对插队岁月心生抱怨、否定过往？这直接关系到专辑编撰的初心。面对此种情况，编委会秉着实事求是，严谨审慎的态度，确立了“尊重史实、忠于本心、还原真实”的编撰原则，专门设置“知青生活感言”专栏，面向全县知青征集真实心声。
最终征集结果令人动容：全县600余名受访知青中，除2人对插队生涯稍有微词外，其余所有人均对知青岁月满怀感恩与回望，字里行间皆是成长感悟与初心坚守。一名下岗知青坦言：“正是由于知青生活这碗‘苦酒’垫底，才让我在后续下岗失业的困境中，始终敢于直面挫折、奋勇前行。”一名下岗女知青写道：“我从不贪恋吃苦，但我永远不怕吃苦。五年知青岁月，磨去了娇气、淬炼了心性、突破了自我，为我抵御往后人生的所有风雨筑牢了根基。”
此类真挚心声比比皆是。这让我更加笃定：绝大多数知青从未将插队岁月视作虚度的“蹉跎时光”，反而在人生起落对比中，深刻认识到知青岁月是淬炼品格、沉淀能力、滋养初心的宝贵历练。
“一个人的遭遇是命运，千万人的遭遇便是历史。”亲历无数知青的赤诚心声、研读大量详实解密史料，目睹当下仍有不少人被片面文学论调误导、歪曲否定上山下乡历史，我深刻意识到，作为知青运动的亲历者、见证者，正本清源、矫正社会认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为此，我萌生了创作的想法：以文学创作对冲片面叙事，用“清源文学”回应“伤痕文学”的历史谬误，以亲历者视角还原真实知青岁月、还原历史真相。在多方联络专业创作者未果后，我毅然决定亲自执笔，凭借自身多年阅历与理论积累，跨界开展文学创作，力求以真实笔触纠正历史偏见、传递时代正声。
二、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真相、现实价值与时代意义
（一）厘清历史真相，破除认知误区
- 知青上山下乡并非“文革”专属产物
长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者刻意误导大众，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归类为“文革”产物，进而以否定“文革”为由全盘否定这一涉及1700多万人的历史。但溯源史料不难发现，这是完全片面、别有用心的错误论断。
早在1955年，毛主席便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号召。自上世纪50年代起，大批城市青年主动放弃城市优渥生活，自愿奔赴乡村扎根建设，涌现出邢燕子、侯隽等一批全国知名知青典型。据史料记载，仅山西省在“文革”前，就有8万余名城市青年主动报名下乡，经层层筛选后，1038名优秀青年奔赴内蒙古河套地区支援边疆建设。
1964年，由邓小平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明确每年统筹安排100万左右城市青年下乡支农。这些史料足以可见，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家立足当时的国情、根据当时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形成的社会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助力乡村建设的长期战略部署，与“文革”并无必然关系。刻意将二者捆绑而否定，本质是歪曲历史、混淆视听。
- 上山下乡是特定国情下的客观必然选择
1968年后知青大规模下乡，是多重客观国情叠加的必然结果，绝非主观盲目决策。其一，人口基数庞大。我们50后是建国初人口出生高峰期的群体，同龄人口规模庞大，占比很高。其二，国家财力有限、基础薄弱。建国初期国力薄弱，重工业安置一名城市劳动力需投入约2万元，轻工业需投入约6000元。彼时国家财力需优先保障“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国家安全核心工程，同时承担三线建设、国防备战等重大开支，全国军队峰值兵力达600万人，财政压力巨大，根本无力承接海量城市青年在城市就业的需求。而农村就业门槛低、生产资料投入少，是适配当时国情的最优出路。其三，阶段性集中叠加。1964年国家确立年度下乡100万人的工作部署后，1966至1968年因社会形势变化暂停组织下乡，三四年积压的安置任务，集中在1968年下半年至1969年一年半内统筹推进，因此呈现出人员集中下乡的表象，并非政策突发运动。
- 上山下乡并未耽误一代人教育成长
“上山下乡耽误一代人教育”是伤痕文学传播最广、误导性最强的错误论调。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基础极度薄弱，根本无法满足高峰期人口的全民教育需求，这是客观历史国情。据国家权威教育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仅为28.5%，超71.5%的适龄青少年无法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仅为32.3%，超67.7%的初中毕业生无缘高中教育；全国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不足2%，高中毕业生高考录取率仅为5%。
换言之，即便没有上山下乡政策，当时仍有70%以上的适龄青年无法就读高中，95%以上的高中生无缘大学教育。而在此期间，国家还为知青在内的青年开通了推荐入学等升学通道，为基层青年提供了成长提升的机会。因此，所谓“上山下乡耽误一代人教育”，完全是脱离历史国情、片面主观的无稽之谈。
（二）知青上山下乡的现实意义
- 补充乡村劳动力，破解农业发展瓶颈
知青大规模下乡前，我国乡村农业生产条件极度落后：土地碎片化严重、水利设施匮乏、生产方式传统粗放，农村劳动力多为文盲、半文盲，加之化肥、农药、良种、农机等现代农业要素几乎空白，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微薄，多数乡村长期面临温饱难题。1965年开始农业学大寨运动全面推进，乡村全力推进梯田改造、堤坝修缮、水利建设，繁重的农事与基建任务，让农村劳动力常年处于紧缺状态，“一出勤、两送饭，晚上还要加班干”是乡村常态，是农村劳动力短缺、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真实写照。很多农户人口多、劳力少，一年劳作所得难以抵扣口粮费用，生活十分拮据。
而大批正值青春壮年、无家庭拖累的知青下乡后，便成为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可有效填补了农村劳动力缺口，为改造落后农业生产条件、提升粮食产能注入了全新活力。以柳林县麻湾则知青点为例：知青下乡前，全村年度最高粮食产量仅11.2万斤，人均产粮700余斤，劳动工分值仅0.22元；知青入驻五年后，建造梯田的进度加快，全村粮食产量增至19.8万斤，增幅达76.79%，包括知青在内人均产粮突破1200斤，工分值提升至0.68元，涨幅达209%。当地百姓由衷感慨：“麻湾则的丰产，一半功劳归知青。”这一真实案例，有力驳斥了“知青下乡与民争食、抢占岗位”的片面谬论，印证了知青群体对乡村发展的切实贡献。
- 传播现代文明，赋能乡村全面进步
相较于农村本土青年，知青普遍具备更高的文化素养、更开阔的眼界视野。入驻乡村后，知青不仅将城市文明习惯、全新生活理念带入乡村，更主动担当乡村建设的多重角色，成为乡村中小学代课教师、夜校扫盲教师、赤脚医生、村组会计等基层骨干。各地知青点纷纷组建文艺宣传队，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潜移默化提升乡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认知与文明素养。
在农业生产领域，知青主动推广科学种田理念、新式农业技术与小型农机设备，打破传统农耕思维局限，助力乡村农业生产从粗放低效向科学高效转型，全方位推动了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提升。
（三）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意义
- 筑牢党群根基，守护政权底色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向背是政权存续的根本。纵观古今中外，政权崩塌、王朝覆灭，根源多在于内部腐化、脱离群众，最终失去民心、丧失根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坚守为民初心，但守业远比创业更难，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始终面临复杂的内外风险挑战。
上世纪50年代，境外势力提出“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侵蚀中国年轻一代的理想信念，动摇社会主义根基。彼时，虽然新中国创业一代由于大多来自于生活底层，还能深知民苦，体谅民难，但新一代成长于和平优渥环境，大多数干部子弟、城市青年缺乏基层历练，没有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经历，与基层百姓缺乏血肉联系、情感共鸣，难以体察群众疾苦，极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若这一代青年未经艰苦的基层磨砺直接走上各行各业关键岗位，必将导致党群干群疏离，危及党的初心使命与政权稳固。
毛主席极具远见地洞察到这一深层风险，多次警示全党：“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历史上例子很多，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实现？必须高度警惕！”同时重点强调干部子弟、城市青年必须摒弃特权思想、扎根基层磨砺成长。基于守护红色江山、筑牢党群根基的长远考量，党中央作出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战略部署，让广大青年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体悟民生，在艰苦历练中扎根人民、坚守初心。
数十年实践充分印证了这一决策的深远意义。知青群体兼具城市青年的开阔视野与基层群众的民生共情，既懂时代发展、更懂百姓疾苦。从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大批具备知青经历的干部走上高层重要领导岗位，成为治国理政的中坚力量。正是源于知青岁月沉淀的为民初心与群众情怀，这一批领导干部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地生根，助力脱贫攻坚、扫黑除恶、民生保障等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见效，守护了党的初心本色与政权根基。正如一位资深领导所言：“一个人深知百姓艰难，心中便有底线、行事便有良知，永远不会偏离为民正道。”
- 淬炼精神品格，升华民族美德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在乡土社会得到最完整的传承与保留。青年时期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定型的关键阶段，广大知青在数年乡村生活中，与基层群众朝夕相处、深度交融，被百姓淳朴善良、吃苦耐劳、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深深熏陶，潜移默化中摒弃了城市娇气、功利心性，沉淀了踏实、坚韧、质朴、担当的优良品格。
知青群体兼具文化素养与现代思维，在吸纳乡土美德的同时，将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理念融合赋能，让传统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实现了民族美德的传承与升华。十八大以来，山西省作为曾经的腐败重灾区，先后有20余名省部级干部落马，但其中7名具备知青插队经历的省级干部无一违纪违法，这一鲜明对比，充分印证了知青岁月对个人品格、初心底线的极致淬炼。
- 磨砺身心意志，筑牢人生抗压根基
温室之花难经风雨，安逸环境难成栋梁。人生漫长，挫折与磨难是常态，坚韧的意志与强大的抗压能力，是抵御人生风浪的核心底气。知青上山下乡期间，历经繁重农事、艰苦生活的全方位磨砺，不仅强健了体魄，更淬炼了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的意志品格，彻底褪去了城市青年的娇气与浮躁。
这份岁月沉淀的韧性，成为一代人的人生底气。我们这一代知青中，近四成经历过下岗失业等人生低谷，但极少有人消极躺平、怨天尤人，大多凭借知青岁月磨砺的坚韧品格，直面困境、自主创业、奋勇突围，在平凡岗位上再创佳绩、实现价值，充分彰显了知青岁月的人生淬炼价值。
（四）“蹉跎岁月”论调的本质：封建等级余毒的当代折射
伤痕文学片面否定知青岁月的核心逻辑，本质上是封建等级思想的残余作祟。其背后潜藏着“城市身份高人一等”的畸形认知，默认城市青年理应安享优渥生活，下乡吃苦便是人生虚度、岁月蹉跎，完全背离了平等观念与家国情怀。
试问：若短短数年知青下乡历练便是“蹉跎岁月”，那祖祖辈辈扎根乡村、终生辛劳吃苦的亿万农民，又该如何定义人生？若所有青年都扎堆城市、无人扎根乡土，国家粮食安全、乡村发展根基又该如何保障？这是浅显易懂的朴素道理。文学观是作者世界观、价值观的集中反映，部分文艺创作者刻意歪曲历史、煽动负面情绪，绝非认知不足，而是抛弃应有的家国情怀，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对大众的刻意误导，是别有用心，其本质是历史虚无主义与等级特权思想的集中体现。
三、《岁月之痕》的主题立意与创作内核
基于对知青历史的系统认知、数十年基层履职经历，结合当下社会现实，我在创作《岁月之痕》时，始终聚焦时代痛点、立足育人初心，锚定双重核心主题，力求以文学之力回望历史、映照现实、启迪后人。为此，自己的创作初心，除还原知青历史真相，矫正片面认知 外，主题之一就是着眼于年轻一代正确的培育路径，为当代青年成长、干部履职提供精神指引。
我深刻体悟到，历经基层风雨、扎根群众成长的知青群体，普遍拥有纯粹的平民情怀，始终共情百姓疾苦、心系群众冷暖，见不得底层群众身陷困境、无望无助，这也是小说正面人物塑造、情节铺展的情感底色。书中刘翔泽、马志砺、龚盛铭、马小娟等核心人物，正是这份情怀的典型载体。
知青队长刘翔泽出身高干家庭，扎根乡村期间心系群众、务实为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始终积极带头，贴合乡村实际、体恤百姓难处。面对上级强力推行“包产到户”的政策压力，刘翔泽首先考虑的是多少年积累起来的集体资产将被瓜分殆尽，而无劳动力农户的基本生活也将得不到保障。最后上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调任刘翔泽到公社副职，但其依旧坚守为民初心，因坚决反对基层不合理民生摊派、保护老百姓利益，与上级领导产生分歧，最终被停职处理。退休后，他依旧初心不改，借助网络平台持续抨击社会不公、维护群众权益，屡遭打压却从未退缩，即便被处以留党察看、未恢复党籍，仍坚持每月主动在毛主席像前交纳党费，以最朴素的行动坚守入党初心、践行为民信仰。
工人家庭出身的马志砺，任职区百货公司副经理期间，面对企业改革中部分管理者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乱象，坚决守护国家集体利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敢于直面歪风邪气、针锋相对斗争，即便最终被迫离职、仕途受挫，也始终无怨无悔，用坚守与担当诠释了知青干部为民的初心底色。
老红军子弟龚盛铭，任职城建局副局长时，坚守民生底线、敬畏群众利益，在城市拆迁改造工作中，坚决抵制领导无视群众诉求、损害百姓利益的决策，不愿随波逐流。最后甘于退守到市委政研室冷门岗位，在平凡岗位守住初心底线。
普通医者马小娟，始终坚守医者仁心、恪守职业操守，从医多年坚决拒收患者红包、杜绝行业乱象，即便因此遭受同行排挤、职场打压，也从未动摇初心，以平凡微光温暖底层患者，彰显了普通人的善良坚守与责任担当。
与这群坚守初心、心系百姓的知青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书中反面人物冀天翱。其高干父亲曾在“文革”中下放回乡，这段经历让他从青年时期便抵触下乡、厌恶乡村、疏离群众，始终抱着特权思想与偏见，与基层百姓隔阂深重。回城后，凭借家庭荫庇一路升迁，历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公安局政委，手握重权后却初心迷失、价值观扭曲，沉溺享乐、腐化堕落，最终沦为黑恶势力“保护伞”，身陷囹圄。其一生悲剧，深刻印证了“脱离群众者必被时代和人民抛弃”的深刻真理。
为强化作品现实警示意义，小说特意设置极具现实冲击力的情节：冀天翱与刘淑娟的私生子，因成长缺失正确价值观引导、深受不良风气影响，最终以制造车祸来报复社会；龚盛铭目睹孙辈被娱乐化浪潮裹挟、丧失理想信念、沉迷安逸享乐，内心满是痛心与忧虑。同时，通过龚盛铭、王雅君等人物的深度反思，让作品跳出个体命运叙事，对接当下社会现实，实现历史回望与现实叩问的深度融合，大幅提升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警示价值。
鲜活的人物命运、跌宕的情节冲突，传递出作品的核心思考：人生无捷径，苦难是淬炼成长的基石。当代青年唯有历经风雨磨砺、直面挫折考验，才能练就坚韧品格、抵御人生风浪；党员干部唯有始终扎根群众、心系百姓、共情民生，才能坚守初心使命、杜绝官僚主义，这正是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核心要义。这一立意下小说精准对标当下社会痛点：当代青年成长环境优越，抗压能力薄弱，遇挫折便易消极躺平，心理焦虑、极端事件频发；部分年轻干部脱离群众、漠视民生、官僚作风突出，作品通过历史对照、命运对比，形成极强的现实引导与警示作用。
作品的第二大核心主题，是聚焦底层百姓心声、呼唤社会公平正义。全书没有激昂空洞的呐喊，而是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融入烟火日常与生活细节，真实细腻、直击人心。小说深度还原了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下岗职工为生计奔波，只能选购收摊廉价蔬菜，部分人为谋生被迫从事见不得人的服务，陷入无奈境遇；普通百姓一生无缘高铁、飞机等现代交通，物价上涨便舍不得食用心仪饭菜；群众看病难、上学难问题真实存在，基层小商贩谋生不易、屡遭困境……
这些写实情节直击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时代发展既要追求速度与质感，更要坚守民生温度。城市高楼林立、交通便捷、经济腾飞的背后，绝不能忽视底层群众的生存诉求与急难愁盼。唯有统筹发展与民生保障，兼顾整体进步与个体幸福，守护好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才能真正凝聚民心、稳固根基，让社会发展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共享发展成果、拥有幸福感与归属感。
此外，作品通过多重矛盾交织、多维人物冲突，大幅提升故事张力与可读性。书中重点塑造了刘翔泽的自我坚守矛盾、冀天翱的命运沉沦矛盾、韩爱琴引发的情感矛盾等多重戏剧冲突，让情节跌宕起伏、层层递进、引人入胜。同时，依托本人多年理论研究积淀，作品实现了理性思辨与文学表达的完美融合，既有文学作品的故事性、感染力，又有理论作品的思想性、深刻性，兼具阅读价值与研究价值。因时间有限，更多创作细节不再逐一赘述。
以上是我的全部创作体会，不妥之处，恳请各位领导、同仁批评指正！
2026年5月27日张黎平即席演讲于启航泽东学院“周三下午茶”系列讲座第30期会议讲堂。
会议讨论发言：
张黎平：（请听录音）
刘培珍：（请听录音）
和为贵：（请听录音）
曾 益：（请听录音）
朱 启：（请听录音）
张黎平教授的讲座内容十分重要，尤其是以一位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帮助我们弄明了历史真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着眼于取消三大差别令国家长治久安的宏伟目标，提出并逐步贯彻执行的基本战略决策。这就足以从根本上戳穿了国际资产阶级代理人——部分国内反动高知造谣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之险恶用心。同时也对“伤痕文学”进行了有理有据地揭露批判。
讲座和讨论对我国青年一代也是一次受益匪浅的深刻教育，我们盼望更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来现身说法，给我国的广大青少年甚或我们的子孙后代必要的历史教育，从而澄清全党、全国和人民大众的思想认识，坚定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崇高信仰，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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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27日朱启根据会议讲座内容修订，朱明琳文字校改，温阳冬录音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