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航泽东学院周六例会第144期：
主讲：铁穆臻 教授
会议主持：朱 启
助理：卿婉琳
简报文字与录音检查校改：朱明琳、温阳冬
会议地址：腾讯会议：595 9566 4923
时间：2026-4-11 9:00-12:00
会议发言：铁穆臻、刘佳、顾凌英、陈传吉、张高磊、李立功、朱启等。
下面是铁穆臻教授的讲座内容：
漳州大捷、宁都会议与毛主席的战争指导艺术
宁都会议前革命阵营内的分歧
国际背景：共产国际仍旧热衷于城市工人运动
1932年6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主要在苏区取得毋庸置疑的成就的同时，必须指出我们也存在着许多弱点,特别是在大工业城市,我们的弱点比过去显得更无比地严重。尖锐地暴露出与群众,首先是与工人联系不够。在领导和开展他们的斗争上显得软弱。由于党缺乏与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中的工会小组的联系,党未能保证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具有必要的无产阶级骨干。在许多情况下,远没有制止国民党政客和其他民族改良主义政客借助于虚假反对派的蛊惑宣传来控制运动，特别是控制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有效做法。党还不能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从组织上巩固下来。由于这些缺点,我们党还不能解决目前的主要任务，即领导城市中的工人运动、群众性的反帝斗争和对国统区农民群众的动员工作，并把它们同红军和苏区劳动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178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可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规定的中共当时的“主要任务”包括：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和白区农民动员工作、注意把城市工人运动和红军、苏区群众斗争结合起来——而且“城市工人运动”在前。他们甚至认为中共在当时的白色恐怖高压下不得不与工人阶级联系较少是“弱点”。他们规定的中共当时任务，和毛主席规定的中共当时任务有没有不同呢？
党内背景：周恩来等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反对
实际上，周恩来等5月3日致临时中央电报中证明了毛主席真实意图是坚持以农村为中心：“当莫斯科文（周恩来——引者注）来到时，毛泽东提出了在赣东北扩大苏区的计划，并反对攻占中心城市……从被围困的赣州撤退后，毛泽东认为攻打该城市的行动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毛泽东再次建议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并制定了10个月的工作计划，说今年年内不可能占领大城市，必须向其他的农村推进。这一切证明，毛泽东有一个扩大苏区的一贯方针……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三）》，第2163-21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可见，主席不仅早就制定了长达十个月的以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心任务的计划，而且特别提出1932年之内红军不可能占领大城市——在主席看来，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村进攻，而不是“与城市工人运动结合”。
“周恩来同志是1931年末到的中央苏区，来到后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1932年初极力主张冒险攻打赣州（江西），所谓向中心城市发展。而毛泽东同志是坚决反对，毛的意见被抛弃（结果红军攻赣州遭受失败）从此以后即不重视过去曾经获得大的胜利的领导原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不受重视而且用许多不正确的方法抑制之。及至宁都会议时，则毛的领导完全被取消。”——1940年1月9日，刘亚楼、林彪、毛泽民《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第二页（节录）。
《军事统帅毛泽东》披露：“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认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与会多数人坚持攻打赣州。”（《军事统帅毛泽东》，第9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也只明确记载毛主席反对打赣州。可见，是毛主席最先反对攻打赣州。聂荣臻同志的回忆先强调毛主席反对攻打赣州、后强调朱德也反对攻打赣州。
主席认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不是把红军的斗争、苏区农村斗争和城市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更不是所谓的工人运动。早在1932年3月，红军在彭德怀指挥的赣州之战失败之后，“毛泽东指出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6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也就是在敌人力量薄弱、党和群众基础好的广大农村地区、赣闽浙边界地区发展革命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这一战略意见遭到否决。
漳州大捷前的战略规划
毛主席正确意见被否决之后，又提出了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减少损失的建议。“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变化，主张中路军向闽西行动，立即向中革军委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提议红军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消灭闽西张贞等军阀，开展局面。”（《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66-36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的支持。1932年3月21日，林彪、聂荣臻接受了主席的意见，并致电总理：“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 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毛泽东传》：《第13章、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席指出：“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
主席还表示：“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
主席的战略分析是清晰具体的：第一，打到漳泉、打到外线去，有利于调动敌人、吸引敌人注意，从而展开战局；第二，漳州地区相对薄弱，有打下的把握；第三，兵贵神速，为保证胜利，以迅速调动红五军团为宜；第四，红一军团正在扰乱敌人视线，之后要进攻漳州，所以必须提供必要的兵力作为后路保障，以免后路空虚。典型的毛氏战略思维——调动和吸引敌人注意力的“敌进我进”、周密的战局调查研究、制造局部优势实现战略上的以少胜多和战役上的以多胜少、注意战机迅速把握的底线思维、注意后方保障的缜密考虑，都在主席给总理的这一电报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一经典电报，标志着主席成功规定了攻打漳州的战略方向，并做了缜密的战略准备。
主席决定打到闽西，并亲自指挥红军胜利攻克重要城市漳州，并不是为了“主要为工人运动服务”，更不是为了“将红军与城市工人运动相结合”。所以，主席早就表示：“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毛泽东传（一）》，第2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6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可见，攻打漳州，意义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于补充我军的军事物资、在于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通过外线出击的方式调动敌人注意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对这一地区进行长期占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以消灭敌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补充自己的物质资源；注意人民战争的发动、游击战争的布置，种下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清晰的方针，展现的又是无敌的毛氏战略思维！主席这段话，清晰解释了攻打漳州的战略目标。
毛主席对漳州战役的缜密指挥
战略方向确定、战略准备充足、战略目标明确之后，战役计划的实施就要开始了。于是，主席在4月2日致电总理，提出：“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赴会昌筠門岭，间经武北湘坑、官庄、白砂，于十四日到龙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这就是兵贵神速！
4月10日，在主席指挥下，红一军团趁敌人不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攻克了龙岩城。在总结胜利经验的时候，主席清晰指出：“ 甲、白砂休息一天，团结兵力。”“ 乙、不顾坎市，直取龙岩。”“丙、大池宿营，不去小池，击敌不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主席这段话讲了三点战争指挥艺术：
第一，集中兵力，第二，紧紧把握主要攻击目标；第三，出其不意。可见，作为职业军事家，主席的指挥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4月14日，红五军团到达龙岩，与东路军主力汇合。于是，主席紧密部署了后续战役计划。“毛泽东对漳州战役作进一步部署，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进攻漳州。”（《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2年，三十九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后方保障、战勤供应、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统筹兼顾——这就是算无遗策。主席亲自指挥的红军如闪电一样，剩勇追穷寇，直扑漳州。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总结过“四快一慢”战术思想，也就是向敌人前进要快、到前线之后准备要快、突破之后扩张战果要快、敌人溃退的时候追击要快、发起总攻要慢。林彪的“四快一慢”，实际上就是和主席学的。漳州之战，就是最典型、最成功的“四快一慢”。
主席指挥红军迅速打到漳州，这就是“进军快”。到了漳州之后，主席在16日就迅速开始进行战前准备工作，这就是“准备快”。我军在19日发起总攻之后，迅速在漳州大战扩大战果、猛攻撤退之敌。攻打漳州的时候，“毛泽东来到前沿阵地直接指挥，令部队加强兵力，从五峰岭向十二岭俯冲。敌军被击溃，红军乘胜追击，全部消灭逃敌。据守漳州市内的敌军闻讯后出逃。”（《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2年，三十九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红军“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毛泽东传》：《第13章、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就是“ 突破敌人阵地快”和“追击敌人快”。
正是因为突破快、追击快，“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缴获各种枪两千一百余支、各种炮六门、子弹十三万发、炮弹四千九百发、无线电台一部，还缴获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毛泽东传》：《第13章、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是我军获得的辉煌丰厚的巨大战果！
在发动总攻前，主席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详细实地调查。主席“在漳州西北约二十多公里的马山，领导东路军总部，组织部队侦查敌情和观察地形。获悉防守漳州的张贞部主力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一部在漳州市内扼守着险要阵地。十七日、十八日，同东路军总部负责人冒雨到前沿阵地调查，经研究确定了进攻部署: 以红四军主攻敌人的天宝阵地，红十五军助攻宝林到南靖一线之敌，红三军为预备队。”（《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2年，三十九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就是”发起总攻要慢”。总结“四快一慢” 战术的林彪参加了主席亲自指挥的漳州战役。可见，主席的战役指挥艺术才是“ 四快一慢” 战术思想的来源，而林彪后来能够总结出这一战术，体现了他在战争中向毛主席学习指挥战争，在主席的教导下比较显著的提升了军事能力，确实是主席在军事科学、战争指挥艺术上的得意弟子。
在漳州之战，主席亲自规定了战略方向，以集中兵力、兵贵神速、统筹兼顾、出其不意、四快一慢的战争指导艺术，迅速指挥红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完美实践了以“战略上藐视敌人，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战术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一敌十，战役战术上以十敌一”为显著特征的毛氏战争艺术思维。
聂荣臻回忆：“毛泽东同志在战术指挥上也有很多特点。第一，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以至民情风俗都是亲自找人或到现场作调查。这次打漳州，认为漳州‘易攻难守’，就是他调查得来的结果。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善于把握全局，捕捉战机，迅速定下决心。他还很注意分析、研究、判断，摸敌人的规律，寻找敌人的弱点，迅速行动。第二，他制造假情况、给敌人一些虚伪的‘示形’，以便调动敌人或麻痹敌人，出敌不意。比如这次作战，用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了许多‘乱敌探耳目’的动作。这次打龙岩是‘不顾坎市，直取龙岩’而且是在‘大池圩宿营，不去小池’所以达到了击敌不备的目的。第三，他很注意集中优势兵力。这次决定打漳州，是他建议把五军团从江西调来，才形成作战拳头的。第四，他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岩，在漳州，他都亲自给干部作总结。第五，他也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都尽可能事先征询我们的意见，然后再作出决定。”（《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七章、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上）》）细致而缜密的调查研究、给敌人制造假象的“精心设计”作战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实现战役上的以多胜少、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充分征询下级军事意见，都是主席战争指导艺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聂荣臻的回忆，是对主席指挥漳州之战过程中展现的战争艺术的科学总结。
宁都会议前后的激烈斗争
主席在4月22日攻克漳州之后在电文指出：“南靖一战，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
因此争取对粤敌的胜利，成为今后中心任务。”“粤敌有从永定，平和或诏安入闽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期向北杭，武，岩，永四个全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以期迅速入赣北上。”“现决以龙溪圩为中心，向南，平，云，浦，龙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6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主席即使指挥红军打下了漳州这一重要城市，在布置任务的电文中也坚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中心任务，并提到农村游击战争而不提城市工人运动，显示了他的战略侧重点。
即使后来主席在给中央局的信中不得不提出占领中心城市的时候，也巧妙地提到了“似要以消灭敌人作为前提”（《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7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并重申了调动敌人使其“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想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271-27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这一战略目标，而只字不提工人运动，更别说要不要把所谓的“工人运动”放在“主要任务” 的位置了。
毛主席坚持以调动敌人注意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筹款为外线出击后攻克漳洲城的战略目标，并特别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攻占城市的前提，甚至即使在红军攻克漳州这样重要的城市之后也在他的重要部署电文中对城市工人运动只字不提、却提到了农村的游击战争；共产国际则将“城市工人运动”作为当时中共的“主要任务”，与毛主席的战略精神明显不同——从共产国际的电报来看，一旦共产国际代表们得到了漳州城，他们首先注意的就是当地的工人运动；毛主席主张红军以扩大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为主要任务，给红军制定了十个月的农村扩张计划；共产国际将红军与城市工人运动相结合及“城市工人运动”本身并列为“主要任务” ，与毛主席规划的红军沟通农村而远离城市的战略方向明显不同。
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朱德同志指挥下，违背毛主席的正确军事指挥意见，服从临时中央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结果红军伤亡惨重，只打了个击溃战。于是，周相痛定思痛，总结教训，指出：“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须帮助。玉阶（朱德，字玉阶。——引者注。）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南雄水口战役的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
虽然这时周相还是王明错误路线的执行者的一员，还在不公正的和当时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指责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所谓的“错误”，但是周相通过毛主席和朱德同志指挥红军的战绩对比得出了一个比较公正的结论——没有了毛主席的细致指挥、让朱德指挥的话，红军的战术水平就下降了。周相精准指出：朱德同志不够细心，还是毛主席更懂军事、让毛主席指挥红军更好！不仅在战略上毛主席是无与伦比的存在，而且在战役战术上，毛主席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主席都是全党最强的存在。
宁都会议前，周相奉中央之命，亲临前线监督主席执行中央错误路线。主席据理力争，并得到了王稼祥同志的鼎力支持。于是，周相接受了主席的正确军事指挥意见，和主席、朱老总、王稼祥同志一起致电中央，指出：“乐安敌军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如攻乐安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毛泽东年谱（1893~ 1949）》1932年，三十九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实际上就是避实击虚、雷公打豆腐、尽量不打强敌的思想。
宁都会议后，无论是建黎泰之战还是金资之战，在战役战术上，都是按照主席早就告诉他们的办法打的。这两场战役在战役战术的胜利只能归功于红军的缔造者和战役战术方法的提供者毛主席，而不能归于其他任何人。
毛主席挂帅之后，“鉴于苏区中央局遥控指挥水口、南雄战役的教训，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黄允升：《毛泽东的三落三起》第280页。）这就是毛主席，让他出来指挥，就必须听他的，谁也不要干预！先避实击虚，再根据实际情况打援，主席的战略战术无疑是实事求是的。
在主席亲自指挥下，红军取得了乐安、宜黄战役大捷，“乐安、宜黄战役是成功的。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毛泽东传》：《第13章、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指挥下，我们英勇善战的红军展现了精明、隐蔽的战术，也有飞快、敏捷的动作，以及猛烈、强大的攻击力。于是，我军取得了乐安、宜黄之战大捷。遗憾的是，主席挂帅没多久，周相主持的宁都会议就标志着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被彻底剥夺。
1932年9月23日，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位同志致电中央，指出：“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8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苏区中央局则在25日否定了毛主席“避实击虚” 的战略意见，表示：“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8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主张波浪式推进、以扎实可靠的战略扩大革命根据地，而中央局主张“积极进攻”，采取了冒进的方针。
同日，按照主席的意见，毛王朱周再次致电中央局，表示：“现在如能马上
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需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8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重申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以后，他和“左”倾中央的矛盾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9月26日，为了应对第四次反“ 围剿” ，主席和朱德同志发布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以战备姿态做一时期争取群众、扩大苏区以及加强自身教育训练的工作，消灭敌军的零星游击力量和该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军的出击部队，造成有利于与北面敌军作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达到在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实行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粉碎敌军四次‘围剿’，消灭援敌，夺取敌军驻点，以展开江西局面。”（《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8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直接将红军的行动重点定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零星武装、在敌人薄弱环节布置战场。这对中央局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9月30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临时中央，指出：“1932年9月29日收到你们的指示电”“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他的扩大苏区到……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路线仍在继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208-21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之后，10月6日，中共中央展开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估计到他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不一定指出名字。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88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之后，中共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这种积极进攻的路线,是最有力的防御方法。重复去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我们无法扩大和巩固苏区政权。因此，我们必须向毛泽东及其纯防御战术的拥护者指出,他们没有充分看到国内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的巨大变化, 以及南京政府的进一步削弱”（《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212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这是一道否定毛主席战略路线的“圣旨”。
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前方中央局成员发言主张结合前线实际来贯彻中央指示，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把他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他在历次反‘ 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88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次会议彻底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并根本否定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在会议力挺主席，也在这次会议遭到了严重不公正的批评。会议认为：“特别指示[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到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人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可见，无论是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还是大力支持毛主席正确军事路线的王稼祥同志领导的总政治部，都在这次会议遭到了残酷的、不公正的打击。
10月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表示：“给我的印象是,我们这里的朋友们对工作是认真而努力的。但还有很大的缺点……在上海以外地区、在一些大城市和重要地区,发展党的工作努力不够；在采取重大步骤来组织我们的工会时表现得有些‘谨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215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我们的策略问题，在江西省的领导中引起了重大意见分歧。毛泽东主张防御策略，反对目前发动任何攻势。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他建议撤退到山区去。”“这里的中央主张进攻策略,但反对撤销和公开批评毛泽东”“我的意见是:（1）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总方针是错误的（过分强调防御的有效性,躲到山区去等等,幻想在现有基础上似乎有可能从经济上得到加强,尽管目前存在着15万甚至更多白军的进攻威胁, 同时怀疑进攻的能力,等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 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217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可见，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埃韦特明确支持中共中央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批判，并支持“左”倾中央的进攻路线。
收到这些情况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经过长期讨论之后，于1933年3月致电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表示：“我们总体上同意中共中央于1932年10月16日转发给中央苏区的指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35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左”倾中央否定毛主席正确路线提供了尚方宝剑。
第四次反“ 围剿”的胜利，归根结底是毛主席的功劳
为了尽可能弥补“进攻路线”造成的恶果，周相和朱德不得不在林彪、聂荣臻建议下改用毛主席的办法。“周、朱鉴于敌军兵力密集,在南丰地区与之决战极为不利,果断地决定撤南丰之围,采取退军苏区的行动。红军第十军伪装主力,在里塔圩、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 向黎川前进, 以迷惑敌人；主力则秘密地转移至苏区内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寻机歼敌。红军及时退军苏区，使自己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上）》，第65页。国防大学编）这实际上就是前文提到的、毛主席在宁都会议前和宁都会议上早就告诉他们的办法。早不执行、晚不执行，偏偏在红军陷入被动后执行，这一事实只能证明周相和朱德当时对主席正确战略的支持不力和主席正确战略的完全胜利。
后来第四次反“ 围剿”，周相、朱德不得不按着主席在宁都会议上早就告诉他们的、但是被宁都会议的很多参会者根本否定的“诱敌深入”正确战略战术来打，从而使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 围剿” 的胜利。这次胜利，归根结底，应该归功于主席的正确战略战术，归功于宁都会议前和宁都会议的时候早就告诉了他们正确办法的毛主席，而非周相和朱德。
“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到一九三三年二月刚刚出卖了上海抗日战争的蒋介石，又以九十个师五十万兵力组织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全面围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红军在这次反围攻的战争中又得到了巨大的胜利。”（胡乔木：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金冲及写的大决战主题作品，有这样几句很有深意的话。他说：“从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当时军事方面的文电来看，由于军情紧急，除很少数经过书记处五个书记共同商议后作出决定，其他大多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由他们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文电发出”“两人经过共同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当场动手起草文电，少数较次要的由周恩来起草”（金冲及：《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可见，第一，大决战期间，主要军事工作是毛主席决断、周相参与讨论，朱德同志、任弼时同志、刘少奇多数情况下几乎是不怎么管的；第二，大多数的电报都是主席亲自写的，仅仅少数、次要的电报是负责参谋工作的周相写的。周恩来做毛泽东的参谋长，比贝尔蒂埃做拿破仑的参谋长要省心多了！
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尔蒂埃，经常忙前忙后、一丝不苟的按照拿破仑的意思帮拿破仑仔细起草他的命令。后来滑铁卢战役，没有了一丝不苟的贝尔蒂埃，拿破仑的命令就难以被清晰表达出来。而周恩来做毛泽东的参谋长，就省心太多了——因为大多数的命令由毛泽东自己起草就可以。 自己制定战略和战术、 自己起草指挥电报，这就是战神毛泽东！无论是勤奋程度还是战局判断的敏锐精准度，拿破仑都比毛泽东差了十万八千里都不止。悬殊的差距，往往展现在历史细节之中。
（即席演讲于2026年4月11日启航泽东学院周六例会第144期讲堂）
会议讨论发言：
- 铁穆臻：（请听录音）
- 刘 佳：（请听录音）
3、顾凌英：（请听录音）
4、陈传吉：（请听录音）
5、张高磊：（请听录音）
6、李立功：（请听录音）
7、朱 启：（请听录音）
2026-4-8 18:00朱启根据会议资料整理
附录：
智能总结：会议纪要
会议主题：毛泽东军事指挥权与战略思想研讨会
发言人：铁穆臻、刘佳、顾凌英、陈传吉、张高磊、李立功、朱启等7人
会议摘要：本次会议铁穆臻通过档案史料论证了毛泽东在漳州战役及第四次反围剿中的核心指挥地位，批驳了“集体决策”论，并深度解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与战争实践的结合。
- 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的核心指挥地位
- 针对漳州战役的指挥归属问题，主讲人通过电报原文与战术细节，论证了毛泽东在该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
- 战略决策与战术制定
战略方向确立：毛泽东在赣州战役失利后，力排众议提出“中路军改为东路军”，主张向闽西发展，这一建议得到了林彪、聂荣臻的支持。
战役部署细节：毛泽东在4月2日致电周恩来，要求“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歼灭敌人”，并亲自制定了“乱敌耳目”的佯动策略，确保了龙岩的顺利攻克。
“四快一慢”战术实践：漳州战役是“四快一慢”（向敌前进快、攻击准备快、突破扩张快、追击快，总攻发动慢）战术的典型实践，毛泽东在总攻前进行了连续三天的实地侦察，确保了战役的周密性。
- 战役成果与战略意图
辉煌战果：红军在漳州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俘获副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缴获枪支2100余支及大量物资。
战略目标明确：毛泽东明确指出攻打漳州旨在“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而非长期占领城市，体现了其“不计一城一地得失，重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思想。
- 第四次反围剿的指挥归属与路线斗争
会议重点讨论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指挥权归属，指出毛泽东虽被剥夺职务，但战役胜利仍归功于其制定的战略方针：
- 毛泽东的战略规划与路线冲突
诱敌深入方针的提出：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前（9月26日）发布了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训令，明确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布置战场。
路线斗争激化：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否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将其主张污蔑为“单纯防御战术”和“右倾机会主义”，并于宁都会议上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 战役胜利的根本归因
被迫采纳正确路线：周恩来、朱德在南丰攻坚失利后，在林彪、聂荣臻的建议下，被迫放弃进攻路线，转而采纳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
林彪的临机决断：在黄陂地区，林彪临机将周恩来、朱德原定的“遭遇战”改为“伏击战”，取得了关键性胜利，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胜利。
-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哲学基础与独特性
针对“毛泽东未上军校为何军事能力超群”的疑问，会议从哲学高度进行了深度剖析：
-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毛泽东虽未接受正规军校教育，但通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领域。
军事辩证法的创立：毛泽东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等军事辩证法思想，解决了敌强我弱条件下的战争指导问题。
- 政治建军与群众路线
人民战争思想：毛泽东强调军队的政治属性，通过“政治建军”使红军成为与群众心连心的队伍，这是战胜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原因。
群众基础优势：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能在敌人眼皮底下隐蔽多日而不被发现，正是得益于群众的支持，这是国民党军队无法复制的优势。
- 学术交锋与观点辨析
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者就历史研究方法论及毛泽东的特质进行了激烈交锋
- 关于“集体决策”与“个人贡献”的辩论
证据优先原则：铁穆臻与白小菜就“大决战是否集体决策”展开辩论。铁穆臻坚持“孤证不立”，强调必须依据档案电报（如《毛泽东军事文集》）证明毛泽东的独立决策地位，反对以电视剧或主观臆测为依据。
路线斗争长期性：红雨（顾凌英）反驳了“团队思想完全一致”的观点，指出党内始终存在路线斗争，民主革命时期的胜利是毛泽东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结果。
-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补充
教条主义与脱离实际：斗冰补充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李德等人照搬苏联模式，无视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殊性，导致红军用弱项去对抗敌人的强项。
矛盾转化与四渡赤水：斗冰进一步分析了四渡赤水战役，指出毛泽东通过“走”与“打”的辩证关系，实现了敌我力量的局部转化，最终跳出包围圈。
五、待办事项
整理会议简报及录音，并发布主讲人原稿。 @朱启
4月18日（下周六）由李立功老师进行下一场讲座。 @李立功
（内容由 AI 生成，朱启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