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航泽东学院周六例会第153期：
主讲：顾凌英 教授
会议主持：朱 启
海报制作：梁旭光
助 理：卿婉琳、朱明琳
录 音：卿婉琳
简报文字与录音检查校改：朱明琳、温阳冬
会议地址：腾讯会议 427 3425 7644
时间：2026-6-13 9:00-11:40
会议发言：顾凌英、李克勤、崔永平、赵曾贻、肖征、李立功、朱启等。
下面是顾凌英教授的讲座内容：
致敬伟大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毛泽东
——从有关的两本书谈起
一
最近翻出了一本2014年第二次印刷，2000年一月出版，关于“文革”的书：《1966—1976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下册。（以后提到此书简称：《分析与反思》）
这套书厚厚两大本，记录了如：邓力群、胡绳、胡乔木、林默涵、吴冷西、吴德、汪东兴、李雪峰、黄铮等，对文革的回忆、分析与反思。
从1976年毛主席离开我们算起，到2000年的21世纪书的出版，24年已经过去。当年经历“文革”的人们，想来思想、认识必然也会有新的、更为深刻的思辨与体会。无疑这部书的出版，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
但是，读过之后，客观看来，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史观立场，敢于直面事实、追求真理的好文章并不多见，仍然带着英雄史观偏见与局限的文章却仍然不少。
他们的偏见，主要的、突出的表现，简单地说，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这本书里有许多文章，对文革初期的描述是：“群众起来无缘无故的“造反”，打倒了各级党委”。例如李雪峰在他的文章《我所知道的“文革”运动的内情》中说：“1966年6月1日晚8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当天晚上，张承先就率少数工作队员进驻北京大学。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就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还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拾。（《分析与反思》下册，第480页至481页）。
这种说法，完全属于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符的“想当然”。试想，如果当时的党委、能这么轻易地就被群众反掉。那几十年来，我们的党怎么能抵制帝国主义的颠覆，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重任呢？社会主义不早就被复辟了吗？
其实，历史的事实是这样的：1966年6月，文革初，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当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并在5月16日通过了《5.16通知》，但这份文件并未传达至群众当中。从刘邓派的工作组领导文革的实际情况看，《5.16通知》的精神也没有落实到他们的工作中去。
刘邓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普遍于六月初进点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各单位的党委领导和党总支领导，全部靠边站了。（除此之外谁有这样的权力）。在工作组的领导下，立即成立了各单位的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而成立革委会领导班子的人选，完全是看工作组对单位干部的印象而定。
举例来说：我们北京经济学院教务处的革委会人选，基本上就是与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成员一起参加过四清，与他们相处得比较好的同志。而且其中还有非党员。当时谁要对这些人选提出不同意见，就被诬蔑为“反对工作组”而被打成“反革命”。而且在工作组领导文革的56天中，打“反革命”这种情况在工作组进驻的各单位普遍存在。
在毛主席据此批评工作组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之后，他们匆匆撤出了单位。他们组织的革委会，在群众的批判声中，也垮了台。各单位因此实际上也就没有了正在工作的、原来的、党的领导班子了。这在1966年的8—11月份，是普遍的实际情况。李雪峰作为当时的领导，会不知道吗？
其二是：如果当时中央派的工作组，不是在56天，把55万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与文革的群众打成了“反革命”，群众怎么会在毛主席支持下起来造他们的反呢？他们的民愤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无缘无故的吗？而对这造成55万“反革命”的事实，李雪峰却一字不提，视而不见。
关于这一切，如果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应该有一点自己的反思和自我批评的觉悟？而至今却还只是一味地责怪毛主席和群众，他们的阶级觉悟究竟到哪里去了？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世界观的改变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部书，反映的仍然是两种世界观和历史观，在对待毛泽东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场上的严重分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在对待自己和工农群众态度上的分歧和对立。
二
回顾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有了77年的历史。对于这77年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应当如何来认识？对于今后社会主义的路我们应该怎么去走？客观上在党内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才有利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战胜世界帝国主义，最后走向共产主义的。而要解决全国人民思想统一的问题，就要求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规律、以及它的特点和性质方面，在党内首先有一个正确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首先达到党内同志认识上的统一。
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按照毛主席的研究和分析，主要集中体现在党内高层领导中，存在的两种世界观所决定的不同阶级利益在政权建设性质上的分歧和斗争。而这一斗争，最典型的就是“文革”中出现的：“林彪事件”。
在这套书的下册，吴德同志有一篇文章：《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载：《分析与反思》下册，第794页-817页）。这篇文章基本上把林彪事件产生的原因和事件的性质，以及他在当时的态度，讲清楚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确有很多现象，与过去我们习惯的认识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新特点。
不理解！主要就是不理解：今天是党的骨干、明天就成了敌人，被打倒了！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很少发生的，在文革中却不断发生。尤其是在文革中，所谓的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中，作为副统帅林彪事件的出现，这太不可思议、太出人意料了。
林彪不是一直紧跟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吗？他让《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学习老三篇，最主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吗？他搞四个伟大、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是人人说话都离不开毛主席语录；他还是九大上选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会反对毛主席、谋害毛主席？在毛主席保他、争取他的过程中，他却要叛逃、自取灭亡呢？
虽然当时党中央把林彪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都原原本本、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但是当时的我们对于这样的事件，还是难以真正理解和接受。这也增加了我们对文革的不理解。有的人还认为这是对文革最大的讽刺；甚至是文革的失败；这都是从表面看问题的原因。其实恰恰是林彪事件，最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实质。
吴德同志文章中，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和林彪事件的叙述是清晰而可靠的。因为“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在六大组之一的华北组。而吴德同志恰恰是华北组的副组长（组长是李雪峰，另还有副组长解学恭、陈永贵、吴涛、郑维山）。编在华北组的还有陈伯达、汪东兴等。
“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两个内容：1、讨论修改宪法，2、讨论国民经济计划。
为了修改宪法，党中央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毛主席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委员会下设一个小组，成员可能是康生、陈伯达、吴法宪、张春桥等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人员。宪法中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就是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
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最早是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来的。毛主席以后为此又打过招呼，提出过意见。一次是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一次是林彪提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之后，毛主席有一个批示，认为’此议不妥‘。汪东兴传达的时间是在林彪坚持提出设国家主席之前。”（《分析与反思》下，第794-795页）。
1970年8月23日下午3时，毛主席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本来确定会议议程的时候，林彪和毛主席都表态不讲话。可这时，林彪突然提出要讲话了。并且是吴法宪提出8月24日上午继续听林彪讲话录音，听了两遍。（《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319——334页）
“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的是相信他的讲话。”（《分析与反思》下，第795-796页）
“这时大家已经议论纷纷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也问不出究竟是谁反对毛主席？
晚上11点多钟，李雪峰的秘书在华北组的简报组，参加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送审，而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吴德没有参加这个会，也没有听讲话，他本来可以不签字的。但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这样他也签了字。这个简报是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全会的第六号简报。这个简报一发，就把陈、汪的讲话扩散到了全会。引起了晚上大家的议论纷纷。
8月25日上午，继续开会。经过了一夜的沸沸扬扬，人们的发言都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部队同志的发言更激动更气愤。连陈毅同志也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分析与反思》下，第796页）
“这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了言，到处点火，气氛相当紧张。……。
8月25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主席处开会去了，华北组的会议由我（吴德）主持。河北省四名劳动模范出身的候补中央委员先后发言，对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点了康生的名字。他们的发言口径完全一致。
他们讲完后不久，李雪峰就回来了。告诉我：会议立刻停止。李雪峰说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是毛主席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的”。（《分析与反思》下，第797页）
在这次 “会上，毛泽东作出三项决定：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二，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第三，不要揪人，要按党的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党的九大的方针的。
毛泽东还态度异常严厉地指出：你们如果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后，形势急转直下，与会同志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经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以来8天的反复思考，毛泽东在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判陈伯达，给予林彪集团以沉重打击。”
（薛庆超：《毛泽东“南方决策”》2013年10月29日）
“当吴德向周总理汇报河北省几位同志发言批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总理批评吴德，为什么不在会上进行反驳？总理说：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是毛主席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你为什么不讲？
8月31日，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这以后，宪法问题不讨论了，计划问题也不讨论了，大家都转到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分析与反思》下，第799页）
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全文如下：
“这个材料（“这个材料”——指林彪主谋、陈伯达选编、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
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
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了。
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
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
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
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
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
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点了陈伯达的名字，予以严厉的抨击，从此，彻底宣判了陈伯达政治上的死刑。为了挽救、教育林彪，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只批判陈伯达，未点林彪的名字，并且特意写上了“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这样的话。” 明显是为了团结和挽救林彪，政策和策略的意味很深。
（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转录自薛庆超：《毛泽东“南方决策”》并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0卷第15页《我的一点意见》核实无误。）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主席讲了话，讲话着重强调了对干部进行路线教育、学习马列、团结等问题。周总理和康生也讲了话。周总理是部署批陈整风的工作，康生是从理论上分析‘天才’论等问题。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19日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我（吴德）被通知同纪登奎、陈先瑞、吴忠到丰台车站去，等候毛主席与我们谈话。
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整个谈话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点意见》上的内容。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
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主席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毛主席继续坐火车回北京。我们是坐汽车回来的。”（《分析与反思》下，第799-800页）
这次庐山会议的斗争，毛主席在他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已经把斗争的焦点，讲得很清楚了。毛主席说：“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这场在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条件下的斗争，涉及的是科学世界观的根本问题。这恰恰是对革命中每一个功臣（英雄）的要求和考验。
批陈整风进行到了1971年。“1971年9月12日下午，我们在丰台上了毛主席的专列。毛主席与我们谈话时汪东兴也参加了。……。
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很多，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讲了去年庐山会议的问题；还讲了庐山会议后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以及华北会议问题。
毛主席讲过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后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过十次，张国焘分裂后，党内多次有人搞分裂，但都未能把党分裂了。毛主席说路线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是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出简报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庐山会议显然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称天才”。毛主席说：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主席反复地说：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分析与反思》下，第801-802页）
根据吴德同志的回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与毛主席在国家设不设主席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他不是光明正大地把问题放在桌面上来谈。而是由陈伯达制造有人反对毛主席的谣言，栽桩张春桥，制造混乱，贼喊捉贼。以这种办法欺骗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对抗毛主席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对宪法的修改意见，达到他们实现抢班夺权的目的。
在之前的1969年10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也是事先没有与毛主席打招呼、通气就通令全国的。
毛主席的考虑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林彪的思考是从自己和自己后代的利益出发的。这就是他们两人分歧的实质。毛主席虽然是看透了林彪的私心。但是还是想通过做工作来挽救他，批陈整风，就是留有余地，对他的挽救。
但是使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会：搞政变，谋害毛主席，另立中央，以致无法回头，最后出国叛逃，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他的思想、他的“天才论”与反“文革”初高干子弟提出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论调分毫不差，本质上完全是一样的。
他把自己20几岁的儿子林立果，捧成一个天才。让他掌控了空军，搞了一个反动小集团“小舰队”，建立了一个反党的宗派小山头，作为他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的资本。很典型的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需要与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彻底决裂、在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如何抉择的历史关头，他们都不能舍去个人利益而决绝地走上了背叛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道路。这就是毛主席发现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与它的客观规律。
历史事实证明并告诉我们：正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公开反斯大林。才造成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高潮向低潮的转变；造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主客观的困难和苏东的红旗落地；以及今天世界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嚣张气焰。
这也就是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无比尖锐大环境的主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必然会出现历史曲折，而难以避免的道理。
三
有一本书：《天地转——<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前后后》。这本书是2025年5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到去年的十月已经是第4次印刷了。可见大家都很关心党的历史转折关头的这一件大事。
那么我从这本书里，看到了什么呢？正好是看到了、进一步印证了林彪事件所反映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出乎我们所能认识的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实际上它的尖锐程度，完全是我们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
在《天地转》中提到：
“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毛泽东同志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邓小平提出要讲清毛泽东的缺点错误，阐明对待毛泽东应有的科学态度，后来成了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指导思想。”
再例如在《天地转》中提到：
“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
在《天地转》中还提到：
“胡耀邦同志在与起草小组成员研讨时也强调：‘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标准来检验和回顾30年，防止片面性。首先要高度评价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对毛泽东晚年和我们党的缺点错误不能回避、缩小，但也不能夸大、歪曲。要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引自《天地转》第13—14页，第22—23页）。
接着《天地转》写道：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看了《〈决议〉草稿》后，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对草稿的意见。他说：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在谈到毛泽东犯错误时，邓小平继之前提出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份之外，这次又提出毛泽东犯错误的制度因素，‘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引自《天地转》第58—59页）。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李维汉同志也曾提出了他的建议：“1980年5月24日上午，李维汉看望邓小平，详细陈述他昼思夜想的要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也要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建议。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但封建余毒还很深，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过去由于老是打仗，来不及清算，把它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而我们党尽管改变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把它的上层建筑打掉了，但理论上、思想上的封建遗毒还没有来得及肃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没有注意这个事情，也未能彻底清算，这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一个不足。”李维汉说：“我正式向你建议，请你补上肃清封建遗毒这一课。”
“邓小平接受了他的建议，对肃清封建遗毒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和部署。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在第三、第四两个部分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作了全面分析和充分论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封建遗毒的历史性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最后通过的《决议》写入关于制度因素和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内容。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提出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是李维汉深思熟虑的重要建议，是他对历史决议所作的一个重要贡献。”（以上引自《天地转》第60—62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蕴酿过程，做到这样的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不是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的坚持。如果按照某些人的思想、感情，与之后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的思潮。如全盘否定斯大林那样，全盘否定毛主席的事也是可能在中国出现的。
四
在读了《天地转》以上内容之后，经过思考，我觉得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与封建思想的界限实际上已经是十分清楚的；反封建的斗争也是彻底的，这一切在党内认识上也是非常一致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党内上层出现的分歧，是如何体现在反封建与坚持封建思想残余方面的呢？
觉得在党内反封建与坚持封建思想残余的分歧，唯一可以与之相联系的体现，就是在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与历史唯心主义史观的对立方面，集中体现在对待培养下一代儿女的要求和态度上。而这一差别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恰恰在文革中表现得是最突出、最集中、也是最尖锐的。
回忆自己参军后对于革命后代培养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刚参军时还是供给制，在我们部队，普遍地都认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后代的幸福。有功于革命的领导者是人民的功臣，他们的的孩子，当然也应该倍加爱护。如果在食堂吃饭，当时单位的领导威信都很高，受到大家的爱戴。他们的孩子去打饭，炊事员很自然地会给一些照顾，大家也都认为是应该的。在当时供给制的条件下，这完全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带任何功利主义的思想。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一切会对我们的孩子们，在思想上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1954年，曾在在山东军区保育小学当过老师。军区的小学应该是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接收的主要是我们军区各单位幼儿园出来的学龄儿童。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部住校。孩子的衣、食、住、行学校全包了。每个班25个孩子，四个老师。两个老师管生活；两个老师管学习。学校后勤有缝纫组，专门制作学生春夏秋冬的内衣和校服。学生每个班级的宿舍、食堂、教室的床铺、课桌、饭桌、椅子的大、小、高、矮都是按年龄制作的。学生有劳动的菜园、有配备钢琴的音乐室和进行体育锻炼的运动操场；有校医务室、图书馆。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我们老师们都非常爱护孩子，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是我们革命的后代、我们未来的希望。可以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他们。学习苏联的共产主义教育，我们一心要把孩子们培养成共产主义的新人，小学教育就是新人培育的开始。我们的孩子能生活在这样合理的、美好的环境，受到这么好的教育，确实使我们感到很欣慰、很理想。
当时在很多同志的思想深处（也包括我），就是认为革命成功了，我们的孩子就应该享福了。他们应该过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成长为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的新人。这是50年代初，我们普遍的想法。
如果全国的工农的孩子，也有条件享受这样完美的教育就好了。可惜那时客观上确有困难，学龄儿童能够一律进学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在我们搞教育的同志的主观认识上，也还没有认识到：必须坚决地、努力地去为全国的孩子创造这样好的生活、学习条件而奋斗，因为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要求和全部目的。
五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提醒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但是，我们很多人当时都没有重视和理解毛主席这段语重心长的重要讲话。总觉得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取得了政权，就万事大吉了。甚至，没有私心的、如甘祖昌这样的将军，就解甲归田，回家种地去了。
更没有重视：毛主席在1946年对他从苏联回国，作为苏联军官的反法西斯英雄的大儿子毛岸英的安排和要求，有什么与众不同的、重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1946年1月，毛岸英随苏共派往延安的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国。临行前，斯大林专门接见了毛岸英，并赠送他一支手枪。
岸英回到延安，父亲毛泽东看着身穿笔挺呢子苏联军官军装的儿子。要求他脱下军装，去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跟随田家英等同志学习中国历史、文化与哲学。第二年，毛泽东派毛岸英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参加土改，经受严重阶级斗争的锻炼与考验。1950年夏，毛主席又让岸英到基层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并下决心“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
1950年10月，美帝侵略朝鲜，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我国作出派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毛岸英便积极要求入朝参战，并得到毛泽东支持。
毛岸英在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大家都只知道这是一个活泼、朴实、能干的年轻人。1950年11月25日，美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正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事，我们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知道的。
正好在那时1966年的6、7、8三个月，在中学和大学，高干子弟们在工作组的支持下，作为文革的骨干。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是英雄史观和封建帝皇传宗接代思想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典型表现。“反映了‘文革’初期一部分政治活跃的高干子女的优越感和对特权的‘自以为理所当然的’追求”。（以上转引自：《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册，第5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6月第二版。）
通过以上种种事实，现在回过头来分析“文革”前后，党内高干与毛主席的分歧可以理解：主要是体现在英雄史观还是人民史观的根本分野上。“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
艾思奇同志在他1956年的哲学讲座的标题就是：“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
他在讲座中说：
“要问猿怎样转变为人的，只要研究猿怎样学会制造工具的，就可以得到答复了。猿学会制造工具是它们的两手经过了长期劳动训练的结果。劳动的训练使手和脑同时发展起来，以至于能够制造工具，这样劳动就创造了人类。
从此在自然的世界之外，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人工生产出来的世界，或劳动创造出来的世界。人与禽兽的不同就是能够生产，人的劳动是使用工具的生产劳动，而不是一般动物的’劳动‘。”（引自《艾思奇全书》第4卷《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第4—5页）
“人为万物之灵，首先是灵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人不仅只适应自然，而且能改造自然，就在于人能制造工具来进行生产，就在于人是世界上唯一能生产的劳动者。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没有劳动生产的发展就没人类的历史。……。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人和禽兽不同的第一个分解线，就在于劳动，就在于生产。人类的历史，首先就是劳动者的历史，生产者的历史。即使在有剥削阶级存在的时代，社会发展主要的推动力仍然是生产劳动者的群众活动。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条件，要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必须首先研究生产如何发展。”（引自《艾思奇全书》第4卷《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第5—6页）
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世界。劳动人民是人类世界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从这个科学理论出发，共产党对人类世界的改造，理所当然地必然要依靠工农劳动者，解放工农劳动者（也就是发展生产和解放生产力），因为这是人和人类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知识分子也只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为脑力与体力全面发展的劳动者，才是唯一正确的人生之路。
从毛主席对待儿女和他对知青和干部坚决下放劳动的培养方针。我们可以体会到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坚决的，不折不扣的，身体力行，并且与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斗争也是坚决的，毫不妥协的。
可以说自从1957年毛主席提出党内整风，到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党内上层，主要的分歧和斗争是集中在劳动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分歧上。更具体的就体现在为谁掌权的问题上，为工农劳动者掌权，还是为着自己的儿女打天下。
坚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同志，他们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的成功是自己这些英雄们、功臣们的功劳，革命的成果与国家的政权理所当然应该由他们和作为“好汉”的儿女们来继承。如果这样，革命就必然会走上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老路。
毛主席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始终认为我们的革命是依靠工农劳动者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共同奋斗，才可能取得成功的。没有劳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理所当然地应该归工农劳动者所有，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这里究竟是谁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这里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文革中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永贵、吴桂贤当了社会主义国家总理的创举。而又是谁把自己的儿女放在劳动人民之上，年纪轻轻就坐上了国家政权的高位？到底谁才是封建思想的残余，不是很清楚了吗？
六
林彪事件的实质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与历史唯心主义史观的斗争。
它仍然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史观与坚持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的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可避免的、又一个更加典型的斗争回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继续。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个斗争更加突出地反映了两种世界观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不可调和。事实告诉我们，由于社会主义的最后任务是要彻底消灭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与它的观念。因此阶级斗争不仅不是息灭，反而是特别尖锐的、残酷的。将要被消灭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与私有制有关的阶级利益，都会进行垂死的挣扎，因此斗争必然更加尖锐而残酷。这就是30年来，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至今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使我们认识到：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改造思想，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是一个现实的要求。而对于站在领导地位的人民的功臣，尤其是局级以上的干部，更是一个现实的、迫切的不能降低的要求。
（即席演讲于2026年6月13日启航泽东学院周六例会第153期讲堂）
会议讨论发言：
- 顾凌英：（请听录音）
- 李克勤：（请听录音）
- 赵曾贻：（请听录音）
- 肖 征：（请听录音）
- 崔永平：（请听录音）
- 李立功：（请听录音）
- 朱 启：（请听录音）
会议纪要（根据AI记录生成）
会议主题：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专题研讨会
发言人：顾凌英、李克勤、崔永平、赵曾贻、肖征、李立功、朱启等
会议摘要：本次会议由顾凌英教授主讲，围绕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展开，深入剖析了文革初期工作组问题、林彪事件背后的路线斗争，以及关于“血统论”和接班人培养的唯物史观辨析。
一、文革初期的历史事实辨析
针对《回首文革》一书中关于群众运动导致混乱的观点，主讲人结合亲身经历进行了反驳与澄清。
- 工作组对党组织的冲击
党组织瘫痪的直接原因：主讲人指出，1966年6月刘邓派出的工作组进点后，普遍让各单位党委领导靠边站，另立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导致原领导班子无法工作。
镇压群众运动的实质：工作组在56天领导期间，将响应号召参与文革的群众打成反革命，这种镇压行为在先，引发了群众的反弹。
- 对相关回忆录的批判
英雄史观的局限性：主讲人批评李雪峰等人的文章带有偏见，将党组织垮台归咎于群众造反，而回避了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实。
缺乏自我反思：书中部分作者未能从无产阶级人民史观出发进行反思，反而一味责怪毛主席和群众，反映了世界观的根本分歧。
二、九届二中全会与林彪事件的本质
主讲人引述吴德同志的文章，还原了1970年庐山会议前后围绕“设国家主席”问题的斗争过程。
- 庐山会议的突然袭击
议程与突袭：1970年8月23日，林彪在事先未通气的情况下突然要求讲话，随后陈伯达、汪东兴等人利用华北组简报煽风点火，制造有人反对毛主席的舆论。
毛主席的反击措施：面对混乱局势，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三项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第2号简报、禁止揪人，并严厉批评陈伯达。
- 《我的一点意见》的战略意义
理论路线的清算：毛主席撰写《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陈伯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明确指出人的知识才能属于知识范畴，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
团结与挽救的策略：文中特意写上“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旨在团结和挽救林彪，体现了政策和策略的深度。
- 事件性质的历史定位
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林彪事件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核心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史观与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的斗争。
修正主义的必然失败：林彪试图通过搞宗派、建立“小舰队”来分庭抗礼，最终自取灭亡，证明了背离唯物史观的修正主义者终将被历史淘汰。
三、关于“血统论”与接班人培养的争议
会议后半程，多位参会者就“成分论”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 “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唯心史观批判
封建思想的回潮：无花果指出，“血统论”泛滥时期提出的口号（如“龙生龙凤生凤”）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与党的政策背道而驰。
特权思想的滋生：肖征以亲身经历补充，当时高干子女拥有信息优势，形成了优越感，甚至发展出打砸抢等极端行为，这与毛主席提倡的“重在政治表现”相悖。
- 党的政策与实际执行的偏差
政策原则：无花果和红雨均强调，党的政策始终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执行中的异化：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将家庭出身作为唯一标准的现象，导致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不公正待遇，这并非党的初衷。
- 改造与信心的重建
可改造性：朱启和红雨引用杜聿明、王耀武等战犯被成功改造的例子，说明人是可以改变的，鼓励出身不好的同志通过实践改造自己，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02:01:4502:02:44
阶级立场的决定性：红雨总结指出，关键在于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只要努力改造思想，任何人都能成为革命力量。
- 待办事项
下周六将由郝贵生教授来讲《“老百姓生存状况”的几点理性思考》，请大家届时前来听课并讨论。 @朱启
（内容由 AI 生成，仅供参考）
2026-6-13 朱启根据会议资料整理，朱明琳文字校改，温阳冬录音审核。